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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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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法制形成之經緯及其歷史意義。主要聚焦於培養醫師、授予證書，乃至實際從事醫療活動等之醫療法制，探討臺灣總督府培養醫師、管理醫師業務、普及醫療等三項課題。為了適切掌握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法制之特色而運用比較研究法，比較臺灣和日本國內，並參照朝鮮之狀況。 研究結果指出，在臺灣施行的醫療法制乃是取法日本國內法制而制訂。臺灣總督府參照日本國內的醫療法制，加以取捨後，選擇性地引進臺灣。因此，臺灣與日本國內的醫療法制兼具共通性與差異性。1896年，總督府公布臺灣醫業規則作為醫療基本法令，1916年公布臺灣醫師令取代前述法令。特別是臺灣醫師令之規定，當時日本國內施行的醫師法，除醫師資格相關條文外，皆適用於臺灣，臺灣醫療法制與日本國內之法制頗有相似。 臺灣所認定的醫師資格之特色，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和限地開業醫。總督府醫學校係1899年創建之特殊設施，為了達成總督府之醫療政策目標，暫以非正規且速成的方式，培育適合從事實地醫療的臺人醫師。惟總督府醫學校歷經1910年代後期至1920年代教育制度之改革，成為達到日本國內標準之醫學專門學校，以官立醫專編入日本帝國內由帝國大學醫學部、官公私立醫科大學及醫專構成之重層醫學教育體系中，因而喪失該校的特殊性。限地開業醫制度在日本國內隨著1906年醫師法頒布而廢止，在臺灣則始終維持。尤其是臺灣醫師令公布後，總督府為了普及地方醫療，積極運用限地開業醫制度，而與公醫制度結合並行。 比較臺灣與日本國內醫療法制之開展，臺灣所欠缺者在於醫界參與決策過程。在日本國內，內務省及文部省不得不顧慮醫界動向以決定政策。蓋因醫師會擁有對於官廳的廣泛建議權；同時，亦可能發揮其強大的動員組織力而發成反對運動。總督府擔心日本國內醫師會成為強而有力的壓力集團，影響到政策形成，而特意使臺灣的醫師會形式化，且為了避免醫藥分業問題出現而不培養藥劑師，不讓臺灣設置藥劑師會，因此，未出現與醫界相抗之藥界。總督府故意排除醫界及藥界參與決策，實施以行政利益為優先之醫療法制。